來源：中國軍網-解放軍報 責任編輯：宮凱悅 發(fā)布：2026-04-03 07:14:28
蘇區(qū)時期，中國共產黨人用樸實的行動詮釋——
什么是老百姓認可的政績
■郭文慧 馬曉敏
90多年前，在中央蘇區(qū)瑞金，我們黨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。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，用樸實的行動詮釋了一件事——什么是老百姓認可的政績。
一
1929年2月的瑞金大柏地，接連失利、轉戰(zhàn)至此的紅4軍，就像陳毅所說已經到了“彈盡援絕之時”。正值除夕，當地老鄉(xiāng)因為不了解這支隊伍，大都躲進了山里。為了打贏接下來的戰(zhàn)斗，毛澤東、朱德等紅軍領導人商議后，決定暫時借用老鄉(xiāng)家里的糧食應急，并寫下欠條。3個月后，紅4軍回師大柏地，把欠的糧食一分不少地全部兌還。經過這件事，當地老鄉(xiāng)都說“紅軍說話算數”。
《古田會議決議》明確指出：紅軍的打仗，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，而是為了宣傳群眾、組織群眾、武裝群眾，并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。這不是一句空話，而是刻在每一個蘇區(qū)干部心里的行為準則。
在蘇區(qū)，我們能看到這樣再樸素不過的場景：為了解決沙洲壩村民常年吃臟塘水的難題，毛澤東帶頭破除“挖井壞風水”的舊俗，親手扛起鋤頭挖水井；朱德忙完軍務就下田，幫農民插秧收稻；張聞天戴著高度近視眼鏡，上山為獨居的紅軍家屬砍柴……還有被老百姓叫做“窮人的主席”的方志敏，他經手的款項數額很大。母親因為家里負債來找他要錢，妻兄為了營救因他被捕的妻子來找他籌錢，他都直言相拒——他當的是窮人的主席，手里的錢，只能為老百姓辦事。在他的領導下，贛東北蘇區(qū)迅速發(fā)展壯大，創(chuàng)辦了一大批廠礦，工業(yè)建設蓬勃發(fā)展，群眾生活日漸向上。
老百姓認的，永遠是說話算數、心里裝著他們的人。所以，后來蘇區(qū)發(fā)行公債支援革命，老百姓紛紛節(jié)衣縮食，哪怕忍饑挨餓、甚至變賣金銀首飾，也義無反顧、傾其所有踴躍購買——這就是老百姓用實際行動投出的“信任票”。
二
真心實意為群眾謀利益，不是靠表態(tài)，而是要用心用情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，讓老百姓可感可及。1934年1月，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（以下簡稱“二蘇大會”）上說，“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”，要“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……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”。
“二蘇大會”上被毛澤東稱贊為“真正模范的鄉(xiāng)政府”——興國縣長岡鄉(xiāng)、上杭縣才溪鄉(xiāng)，之所以能成為全蘇區(qū)的“模范鄉(xiāng)”，沒有什么秘訣，就是把群眾的生活小事，當成了自己的頭等大事。
1933年鬧夏荒，長岡鄉(xiāng)群眾缺糧斷炊，鄉(xiāng)蘇維埃政府專門組織人手，從200多里外的公略縣調運糧食過來救濟；貧苦農民馬榮海家的房子被火燒了，鄉(xiāng)蘇維埃政府立刻發(fā)動群眾幫工捐料，3天就幫他蓋起了新房。在才溪鄉(xiāng)，紅軍家屬生病了，有人代請醫(yī)買藥、喂豬雞、看護老人小孩，解除了前線紅軍戰(zhàn)士的后顧之憂。
蘇區(qū)時期，只有240萬人口的贛南，33萬人參加紅軍、60萬人支前參戰(zhàn)，幾乎家家有紅軍、戶戶有烈士。老百姓有什么難處，黨和蘇維埃政府就想什么辦法。針對留守婦女參加生產和蘇維埃工作沒人帶小孩的難題，1934年2月，蘇維埃中央政府內務人民委員部專門出臺《托兒所組織條例》，要求各級蘇維埃政府辦托兒所，讓工農群眾的孩子能就近入托。為解決勞動力短缺、生產困難等問題，1934年1月，中共中央、中華蘇維埃中央人民委員會聯合頒布《優(yōu)待紅軍家屬禮拜六條例》，毛澤東、朱德、周恩來、張聞天等領導和中央各部門的工作人員，帶頭執(zhí)行優(yōu)待紅軍條例，積極參加禮拜六優(yōu)待紅軍家屬活動，幫助紅軍家屬和貧雇農干農活。蘇區(qū)群眾發(fā)自內心地感嘆：“共產黨真正好，什么事情都替我們想到了?！?/p>
真正的政績，不僅要顧好眼前的柴米油鹽，還要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。哪怕在敵人的嚴密封鎖和連天戰(zhàn)火里，蘇區(qū)的黨員干部也始終在做打基礎、利長遠的事。就拿文化教育來說，過去國民黨統(tǒng)治時，這里適齡兒童的入學率只有10%左右，絕大多數窮苦孩子沒有讀書的機會。而在蘇區(qū)，在黨和蘇維埃政府的努力下，普遍建起了列寧小學、夜校、識字班等，大力開展掃盲識字運動。根據1934年1月江西、福建、粵贛三省的統(tǒng)計，2931個鄉(xiāng)里，一共有3052所列寧小學和勞動小學，在校學生近9萬人，蘇區(qū)的大部分適齡兒童都能免費上學。像興國縣長岡鄉(xiāng)，過去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的老百姓，后來都能認四五十個字，少數能認七八十個字。毛澤東在“二蘇大會”報告中自豪地說：“誰要跑到我們蘇區(qū)來看一看，那就立刻看見是一個自由光明的新天地?！?/p>
與此同時，在政治建設上，蘇區(qū)推行民主制度，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》規(guī)定：凡蘇維埃共和國公民在16歲以上均享有蘇維埃選舉權和被選舉權，工農勞苦民眾第一次享有了民主權利；在經濟建設上，成立糧食調劑局、對外貿易局，破解敵人封鎖帶來的物資短缺、物價飛漲難題；在社會建設上，改善醫(yī)療衛(wèi)生條件，開展移風易俗運動……就像方志敏筆下寫的，蘇區(qū)“到處都是活躍的創(chuàng)造，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進步”。
三
“蘇區(qū)干部好作風，自帶干糧去辦公；日著草鞋干革命，夜走山路訪貧農?！边@支傳唱至今的興國山歌，就是老百姓對蘇區(qū)干部作風最直白的褒獎。
毛澤東在《反對本本主義》里說：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，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……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。他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講得更通俗：“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里去，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?！闭窃诿珴蓶|的大力倡導下，深入實際、調查研究，成了蘇區(qū)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。
中央蘇區(qū)第一位女縣委書記李堅真，1931年擔任福建長汀縣委書記時，就靠著“腿勤、手勤、嘴勤”的“三勤”要訣，經常往下面跑，往群眾家里鉆，深入了解各方面的情況和群眾需求，發(fā)現問題及時處理，把長汀縣治理得井井有條，毛澤東夸她“這個女同志不簡單”。
我們現在熟知的“抽多補少，抽肥補瘦”的土地分配政策，正是在一次次調查研究、從群眾的實踐中逐步完善出來的。1931年夏天，毛澤東向李堅真了解閩西土地革命的情況。李堅真反映，有人主張按人口平分土地，也有人主張按勞動力分，老人、小孩只分三分之一，婦女只分半份，婦女和多子女的群眾意見很大，提議“按人口平均分配”“中間不動兩頭平”。毛澤東把這些來自群眾的真實訴求和實踐經驗，總結成了“抽多補少，抽肥補瘦”的土地分配政策，順利推進了贛南、閩西蘇區(qū)的土地斗爭，讓貧苦農民第一次真正分到了屬于自己的土地。
蘇區(qū)的革命歲月，伴隨著國民黨的軍事“圍剿”和經濟封鎖，物資匱乏、財力緊張，軍民的日子過得十分艱難。但越是難，蘇區(qū)干部越是吃苦在前、帶頭擔當，創(chuàng)造了被毛澤東盛贊的“第一等的工作”。
第五次反“圍剿”前夕，由于蘇區(qū)的青壯年大多參軍上了前線，致使農村勞動力嚴重不足。其中，興國縣最為突出——全縣80%的青壯年都參軍參戰(zhàn)了，恢復和發(fā)展農業(yè)生產成了頭等大事。當時的中共江西省委婦女部部長蔡暢，帶頭打破“婦娘犁田，要遭雷劈”的封建迷信，自己先學會了犁田、耙田，然后組織婦女成立耕田隊、勞動互助組，培養(yǎng)了一大批耕田能手，帶領蘇區(qū)婦女撐起了農業(yè)生產的“半邊天”，有力支援了反“圍剿”斗爭。
蘇區(qū)干部從來不講價錢、也不講困難，正如蘇區(qū)女干部危秀英回憶的那樣，“執(zhí)行上級指示不過夜，上級指到哪里就干到哪”，再難的事，也能靠著一股子韌勁，干出實實在在的成效。今天，當我們回看蘇區(qū)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，就能從一個維度讀懂“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”的密碼——答案就在給老百姓還回去的每一斤糧食里，在3天就蓋起來的新房里，在一瓢瓢清冽的井水里，在孩子們讀書的課堂里……
中國共產黨人的政績，從來都是“為民辦事、為民造?！薄Ｕ兒貌缓?，最終的閱卷人是老百姓。這份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刻進中國共產黨人骨子里的初心，直到今天，依然保持著鮮活而昂揚的力量。
瑞金曾有多達10個以烈士姓名命名的鄉(xiāng)和村——
紅土地上的紅色印記
■鐘燕林
江西瑞金，是一片充滿紅色記憶的紅土地。澤覃、拔英、希平、國興……瑞金曾有多達10個以烈士姓名命名的鄉(xiāng)和村。這些烈士有為創(chuàng)建紅色政權獻身的革命先驅，有堅持游擊戰(zhàn)爭的紅軍將士。這些名字成為立在這片紅土地上的豐碑。
澤覃鄉(xiāng)，以毛澤東同志胞弟、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毛澤覃烈士之名命名。毛澤覃是朱毛井岡山會師的重要聯絡人。1932年10月，毛澤覃奉調瑞金，擔任中共蘇區(qū)中央局秘書長；1933年八一建軍節(jié)紀念活動中，他因作戰(zhàn)勇猛、戰(zhàn)功卓著，榮獲二等紅星獎章。1934年10月，中央紅軍長征后，毛澤覃奉命留守中央蘇區(qū)，任中共中央蘇區(qū)分局委員、紅軍獨立師師長、閩贛軍區(qū)司令員，在閩贛邊界的深山密林中堅持游擊戰(zhàn)爭。1935年4月26日，毛澤覃率部突圍至瑞金紅林山區(qū)時被敵人重兵包圍。為掩護戰(zhàn)友突圍，他主動斷后阻擊，于激戰(zhàn)中壯烈犧牲，年僅29歲。1969年1月，為紀念毛澤覃烈士，江西省人民政府批準將瑞金縣安治公社改名為澤覃公社。1984年撤社建鄉(xiāng)，更名為澤覃鄉(xiāng)。
澤覃鄉(xiāng)的希平村，原名安治前村，是瑞金首任縣委書記鄧希平烈士的家鄉(xiāng)。1898年出生的鄧希平，是瑞金黨組織的創(chuàng)始人之一。1926年，他回鄉(xiāng)創(chuàng)辦“醒群小學”，以教書為掩護，傳播革命思想，喚醒貧苦群眾的革命覺悟。1927年，他加入中國共產黨，1930年作為總指揮領導安治暴動，樹起了瑞金工農武裝斗爭的第一面紅旗，隨后指揮暴動隊伍攻克縣城，當選中共瑞金縣委首任書記，領導瑞金人民開展了第一次分田運動，揭開了瑞金土地革命的新篇章。1931年7月，鄧希平被害于城南象咀崗，時年33歲，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。1958年，綿江墾殖場設希平大隊，1961年屬安治公社設希平大隊，1969年屬澤覃公社設希平大隊，后改成澤覃鄉(xiāng)希平村。
在瑞金，還有許多以烈士的姓名命名的鄉(xiāng)、村，它們默默講述著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。
與澤覃鄉(xiāng)遙遙相望的拔英鄉(xiāng)，是以瑞金早期革命領導人曾拔英烈士之名命名的。曾拔英是瑞金第一批共產黨員，也是瑞金紅色政權的重要奠基人。中學畢業(yè)后，他懷著“為國家拔擢英才”的志向，回鄉(xiāng)創(chuàng)辦平民學堂，傳播新文化新思想；1927年南昌起義部隊進駐瑞金后，他與劉忠恩、鄧希平等人一同加入中國共產黨，參與組建瑞金第一個黨支部，從此他全身心投入革命，數次變賣田產房產補充革命經費。1930年，他與鄧希平、楊斗文等人先后發(fā)動安治、武陽暴動，打響了瑞金工農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，隨后指揮各路暴動隊伍攻克縣城，建立瑞金蘇維埃政權，先后任中共瑞金縣委常委、秘書長，瑞金縣第一次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主席。1931年8月，曾拔英被害于瑞金，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。為紀念這位本土革命先驅，1958年當地設拔英公社，1984年改為拔英鄉(xiāng)。他出生的藍田村也更名為拔英村。
武陽鎮(zhèn)國興村原名馬薺塘村，是為紀念被群眾稱為“打不死的劉司令”的劉國興烈士而更名。1929年入黨的劉國興，是瑞金著名的游擊指揮員。中央紅軍長征后，他臨危受命任武陽游擊隊司令，在閩贛邊區(qū)堅持游擊戰(zhàn)爭。抗日戰(zhàn)爭全面爆發(fā)后，他率部編入新四軍北上抗日，后奉命重返瑞金，任中共汀瑞縣委書記兼汀瑞游擊隊政委，秘密發(fā)展黨組織，壯大革命武裝。1942年，劉國興因叛徒出賣被捕后，被囚禁于泰和馬家洲集中營。在獄中，他堅貞不屈，組織難友開展絕食斗爭。1944年冬，他被國民黨反動派殘忍殺害，年僅45歲。新中國成立后，他的家鄉(xiāng)被正式定名為國興村。
劉步權先后擔任新中區(qū)農協(xié)隊長、新逕區(qū)委書記兼軍事部長，在瑞金、會昌交界一帶組織群眾參軍支前、發(fā)展地方武裝，堅持蘇區(qū)斗爭。1934年紅軍主力長征后，劉步權留下堅持游擊戰(zhàn)爭，任瑞金縣游擊隊參謀長，在銅缽山、白竹寨、武夷山區(qū)一帶與敵人周旋，多次帶領游擊隊突破國民黨軍的“清剿”。1935年4月，劉步權不幸在敵人包圍中被捕。面對嚴刑拷打，他堅貞不屈，嚴守黨的秘密，絕不屈服。同年5月，他英勇就義，時年25歲。為紀念劉步權烈士，他的家鄉(xiāng)紡車坑一帶被命名為步權村。
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。拔英鄉(xiāng)榮新村，從劉德榮（烈士名冊記載有兩位同名者）、劉惟新等烈士的名字中取字，以此銘記為革命獻身的英雄們；拔英鄉(xiāng)桂清村，以張英桂、謝益清兩位烈士的名字組合命名，寄托著群眾對英雄的深切緬懷。因行政區(qū)劃調整，一些村子已撤銷建制，但烈士的名字與事跡，依然被當地群眾口口相傳。
山河不語，豐碑永存。這些以英烈之名命名的地名，已成為瑞金鮮活的紅色教材。如今，在澤覃鄉(xiāng)，毛澤覃烈士陵園莊嚴肅穆。每年清明，許多黨員、群眾前來祭拜，毛澤覃的事跡被編入校本教材，融入孩子們的精神血脈。在希平村，烈士紀念設施常年有人祭掃；村史館里的事跡陳列，讓紅色基因在潛移默化中代代相傳。在拔英鄉(xiāng)，“曾拔英故里”的牌樓靜靜矗立，烈士的革命故事被寫進村史，成為黨員干部開展黨日活動的生動教材……
英雄的名字，從未褪色；革命者的精神，生生不息。當年，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守護了這片土地；如今，紅土地的人民用樸素的方式緬懷著英雄。
（學術支持：褚銀）
